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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的全体会议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支持党提名的副总理候选人姜春云，超过四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支持国务院关于银行法和教育法草案的建议。

故此，监察机关似乎并不在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之列，由此导致监督模式很难获得认可。其二，《监察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具体而言，其一，权力制约是我国立法和理念充分肯定的基本原则。因此，监察机关在接受检察机关证据收集指导和审查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转隶人员的专业优势，有效落实检察机关的指导意见和审查决定，进而达致提升检察机关的制约效度与消解制约模式产生的权力冲突的双重效果例如，印度信息公开法明文排除了司法审查，由信息委员会作出最终处理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5条、39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具有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复合属性，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旨在维护公益，其提起并无主体、目的、次数等的限制，原则上没有滥诉的问题。

[10] 2.是否确立公开原则。我国《条例》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领衔制定意图监督政府行为的立法，的确存在着先天不足。不说随着殖民地的深度开发，南北美洲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市场给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市场支持，仅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和非洲奴隶贸易，便为西欧的工商业提供了强大动力。

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有了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个人便活得更有底气，更有尊严，便会更理直气壮要求更多的权利，当权利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和更多尊严时，更是如此。[9]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55页。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积极性的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

[6]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0页。[13]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65-66页。

也参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第71页。及至明清时代，商人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远不像在一千多年以前那么受压制了。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和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在近代初期，对资本主义发展极有利的因素如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只存在于西欧，而不存在于其他经济体系或文明里。

自12世纪初起，弗兰德的市集已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人。最后，禁锢经济活动的封建领地制度被打破，整个西区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古代罗马城镇恢复了生气，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5] 问题是，威尼斯人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弗兰德固然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发展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但这种联系究竟是如何促进它自身发展的？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商业更重要，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难道不占据主导地位？难道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商业的态度刚刚相反？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并无本质的不同。那么，究竟是谁在商业资本主义中唱主角？是商人。

一个必得要问的问题是：为何现代资本主义首先诞生于西北欧？或者说，为何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历史经济体系，如中国印度，没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一直以来，学术界从几方面来问答这个问题。[4] 斯密，《国富论》，第191页。

中世纪史专家皮雷纳便说：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中世纪末，对来自意大利城市的南方人来说，来弗兰德的商人是北方人。

离开了商业，剩余产品便成为无用之物，生产因而也得不到刺激，就会是一潭死水，甚至恶性循环。最终说来，市民所获得的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更加尊重获利动机及相应行为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果。除了早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成长以外，也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地成长。[2] 很显然，美洲的开发给旧世界制造了一个越来越大市场。同样地，自由市场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16] 在1800年以前，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资本主义来推动的，但1800年以降，已主要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来推动了。

如果权利能够带来利益，当然要争取。但如果说弗兰德资本主义的繁荣推动了伦敦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使弗兰德资本主义得到大发展的，很大程度上又是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

[21]市民在经济上的空前活跃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些人在与封建领主、王公和农民的博弈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有了商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从西欧现代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决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体系，决不可能存在一种不依赖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

从根本上讲，这种静止状态是由人与土地的封建关系强加给欧洲社会的，终究会被打破。当然必须承认，在历史早期，确切地说在明清之前，中国商人受到更多的抑制。这时的西方可谓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晚至11世纪，欧洲仍相当落后，可以说还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外。

这时，中国人如此痛切地认识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几无保留地接受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将其奉为真理。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

而抑制商人的根本动机，又在于统治者对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考虑，因为太过活跃的商业必然对既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秩序造成破坏，而在一个儒家思想主导、高度重视维稳的超大型共同体里，良好的国家治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总是被放在首要位置。从美洲市场对欧洲工业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这种优势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这里，完全可以采用世界体系论学者中一个通行的观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一直处在扩张的过程中，一种世界性的资本积累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

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态只是欧洲所独有的历史现象，而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11] 但这还仅仅是链锁反应的开始。所以问题是，在近代初期，意大利南方的早期资本主义是凭其自身独立开出的？历史表明，有比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更早的资本主义。接下来，是商业资本对西欧腹地的长期渗透，这使西欧逐渐摆脱了静止状态。

[20] 那么，商人或市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角色？他们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4] 尽管威尼斯受辩证法的制约，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恰恰是因为太成功），但资本引起的链锁反应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发不可收拾，扩张到全欧洲。

需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威尼斯等地的资本主义 — 常常被视为早期资本主义 — 已先行了一步，或者说，意大利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主义起到了带动作用。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使欧洲致富，并非是由于进口金银……美洲的发现为欧洲所有商品开拓了新的无穷无尽的市场，带来新的劳动分工和工艺改进，这在从前狭小的流通范围内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中心区域南达佛罗伦萨和安科纳一线，北抵阿尔卑斯山沿线，由这里往向北辐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北侧，又形成了一个银河状的商业城市群，它们奥格斯堡、维也纳、纽伦堡、斯特拉斯堡、乌尔姆、科隆、汉堡和吕贝克等城市，构成了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的外围。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